新近一例，是曾经捅破蓝田神话的“经济人物”刘姝威，发布了对乐视网的分析报告《“烧钱”模式难以持续》。

  这是一份令人大跌眼镜的报告，它遵循工业时代的逻辑与传统财务工具去分析新型网络公司商业模式，好比赤脚医生主诊心血疾病，或是佛教人士给教的人讲经；至于作者，更像是唱片时期红透一方的巨星，试图在网络平权时代重拾往昔辉煌。

  评论者迟宇宙毫不客气地说：“工业时代造就的明星是否还应该在互联网时代获得尊重；或者说，他们所坚持的怀疑精神、所赖以自尊自重的操守，是否因为镁光灯的照耀、公众的恭维、媒介的尊崇，而形成为傲慢与偏见。”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承认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当然，这个概念目前确实缺乏学术上的定义。过去300年出现过诸多伟大的技术，比如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电力之于现代经济，并无蒸汽机思维和电力思维之说。究其原因，大家的出发点从根本上不一样，并非洞见，而是偏见，这偏见的核心在于经济学是基于实体经济架构成长起来的，而移动网络在颠覆这一基石。

  乐视和蓝田最大的不同是，刘姝威看明白了蓝田的造假，但没有弄清楚乐视在干嘛？一张立体的互联网让商业世界发生位移，而刘姝威还是原来那个刘姝威，她的质疑精力仍旧，值得赞赏，但推理的公式用错了——工业时代的估值显然不再合适移动互联网时代。

  工业时代早期，经济学家的数据模型能采纳的瞬间样本若能数以万计，已属不易；互联网时代，数以亿计的样本数据随时更新累加，基于两者的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显然完全不同。更何况，后者不但可以预测下一步，有可能影响下一步。

  碰巧的是，在刘姝威之前，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逐条批判了“互联网思维”，并引起业界反击。这构成近期两个舆情峰值，比较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却有重合之处。

  许小年教授对几个关键词：从“互联网思维”名词的由来，到“单品海量”“极致”“羊毛出在猪身上”“平台战略”“互联网+”“P2P”等逐一进行了批判。比如，许小年认为，产品不应该做到极致，因为成本太高。

  这可能同样源于他对于产品的理解停留在传统制造上。工业时代，公司能够通过机器、地段、资源的控制来保持竞争优势，但移动网络拉平了时空距离，更糟糕的是客户没有忠诚度，竞争对手可以每时每刻跨界进入，物理资源不再形成优势，甚至有可能沦为无法转身的重资产。

  互联网公司要赚钱，只能依赖于持续创新，不断的提高客户体验和效率。这里所说的产品，是用户交互和交易流程，将此做到极致，即使增加了成本，以互联网用户规模几乎能忽略不计。

  其实，类似质疑并不止于中国的经济学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发表了一篇《比特币是魔鬼（BitcoinisEvil）》，通篇在反复否定比特币的经济本质。很自然，这引发虚拟货币拥趸的反击。

  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比特币呢？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客观条件支持比特币的长远成功，而死法不计其数，比如技术破绽、价格居高不下、通货紧缩的压力扼杀了流动性、政府强制关停等。伯克利大学的布莱德认为，比特币最终将会失败，因为制造一个复制品没有一点成本。

  问题在于，互联网时代的产品，真需要强加这么多的定义与属性吗？这个时代的产品或企业规模效益与生命周期，都是工业时代不能够比拟的。一个余额宝，已经昭显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冲击。

  前面所说的比特币，至少颠覆了人类对于货币的既有概念——“有效货币必须既是一种交易媒介，同时能合理稳定地储存价值”（克鲁格曼语）。但是，比特币的价格可以瞬息万变，在互联网时代，用代码编程实现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之挂钩。《经济学人》的描述恰到好处：“所有的货币交易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实现了双方的某种幻觉，而比特币交易……这种组成元素最多。”

  尼葛洛庞帝二十年前的那本《数字化生存》确信，比特，作为信息DNA，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通俗地说，比特代表的是后信息时代，也就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原子代表的是以机器、流水线为特征的工业时代。“工业时代能够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同意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理性人”，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讲的“经济人”。经济学诸多命题都是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其主张三点：①人是有理性的。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②利己是人的本性，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通常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③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

  理性人假设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使得经济学研究公理化和逻辑化，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也慢慢变得明显。还可以谓之缺陷：它将人看作是理性的机器，而事实上，人往往表现得不那么理智——尤其在移动网络时代，网络成了放大镜，而产品经理口口声声需要征服的只有两个字：人性。

  凯恩斯在《货币、就业与利息通论》一书中曾描述过“动物精神”，即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容易受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稳定的特征。之后，动物精神被理解为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偏离理性决策所期望的结果，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在信心机制的反馈作用下，经济波动将被放大，最后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平叔倾向于许小年教授所说的“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因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比来自市场的“动物精神”有着更大的作用力。但是，经济学界对“动物精神”的波动与走势，缺乏足够的研究，更未形成理论。

  经济学或许同样面临被颠覆，是否到时候将“理性人”与“任性人”（或“随性人”）做样本上的更大平衡？或者是学科上的更大规模跨界？自称一生中从未上过经济学课，但因“将心理学的深入分析融入到了经济学中，从而为一个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获得经济诺奖的丹尼尔·卡尼曼，或能提供启发。

  正如《数字化生存》预测：“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及其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癖（比如总是穿蓝色条文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阿克洛夫的《动物精神》依然是站在经济学家的立场，试图给唯理性的经济学找到一个平衡。

  但是动物精神结合上互联网，所产生的效果，不单单是补漏所能解决的，而可能是全新的定义。

  在分割时代，理性成功的压抑了动物精神，因此人类的表现本来已经越来越接近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精神被重新释放，被教化的理性不再如此的占主导地位。

  分割时代，背对背的非合作博弈带来的Nash均衡一定是双方效用最低的结果，这就是纯理性的指向。而互联网时代，这个博弈条件被打破，双方联手破除理性困局的概率大大加大，而这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的理性应用被削弱。

  互联网连接后的大规模群体存在，总体上也是增强群体信心的。在分割时代，人更多的处在恐慌之中，这种恐慌会驱使更多的理性产生；而大群体中，人的恐慌程度降低，乐观情绪会自然的产生。这就是人的动物属性，在广场人群中的安全感大于在孤岛中。

  互联网的连接同时会带来道德压力的减弱，这同时也有助于动物精神的释放，同样会削弱人的理性。“”，“逼”这样的词，无论男女，均可以自然的脱口而出。

  很显然，互联网出现已经动摇了经济学的基础。比如淘宝，100块的劳力士有人卖，也有人买。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明知那是一个劣质品，因为30块钱才是他的公允市价，但是依然会有人去买。

  曾经所有对人类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从互联网出现之后都需要重写。种族走向消亡，文化走向融合；经济上，欲求与生产开始整合，人类被卷入到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而这种改变，不单单是现实满足的改变，最终会改变人的思考方式，最终改变人类的大脑。

  我们沿袭了几千年的希腊思维模式——逻辑，“只有足够简单，才合乎正确”，会让位于互联网思维模式，当然，这个思维模式并不是什么“极致，快”。

  在这种模式下，“全通教育”与“然并卵”没什么区别；小米的“参与感”和股市的参与感也并没有分别。

  放心，互联网思维下为所有参与者构建了强大的心理防卫机制，崩溃式恐慌并不可能会出现，即使再来一次。

  这些年来美联储已发生了大的改变，通过越来越透明的沟通提供共振点，靠信号体系处理问题；而不是像格林斯潘时代，站在了博弈台的对面，试图用真刀实枪去解决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监管部门领先美联储一光年，我们直接动用人民日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