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纪的某一天，当恺撒大帝身着丝绸袍服出现在剧院看台中央时，全场轰动，被所有的人认为是绝代的豪华。然而，为古罗马贵族竞相追捧的丝绸，并非罗马帝国的产品，而是穿越千山万水，通过神秘商道，从万里之遥的东方运输而来。这条连接东西方的“神秘商道”，后来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则是被西方人称为“丝国”的中国，而这些华丽的丝有相当部分就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有着“锦城”之称的成都。

  在昨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进展工作会上，公布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内，发现了祭祀用的丝绸。此次发现，在精神层面，印证在古蜀时期，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考古学实证。

  “虽然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并不是年代最久远的，但是这样的发现还是很让人兴奋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暘向记者介绍说，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里面，考古专家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原理，对保存状态不佳的纤维，进行纤维品种的生物学鉴定，把肉眼不可见的信号给发现出来。

  此次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了两种丝绸。一种是在祭祀坑的灰烬层里发现大量丝绸痕迹；第二种是在青铜器的周边发现了丝绸包裹的痕迹。她解释道，发现丝绸一般有三种语境：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此次在祭祀坑里发现丝绸，我们很高兴看到，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丝绸的功能被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周暘和记者说，丝绸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里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最高层面是祭服，用来做祭祀用的，沟通天地人神的；第二个层面是尸服，伴随逝者去往往生的；第三个层面是日常穿着，反映了现实社会的。

  在祭祀坑里发现丝绸，把丝绸的功能提高到了形而上的层面。祭祀是最隆重的场合，它的礼仪空间、宗教信仰、宇宙观念都通过考古中的丝绸有一个很好的发现。丝绸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载体和媒介。最早的丝绸，一定不是做漂亮衣服用的，一定是沟通天地人神所用。为什么古人将丝绸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载体呢？因为这是与中国重要的文化契机有关。丝绸、蚕、桑树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概念。

  从整个丝绸之路来讲，此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为整个西南丝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考古学实证。她说，在巴蜀文明进程中，丝绸关乎民生。伴随中华文明5000年走过来，希望能够通过巴蜀考古进程，能够勾勒整个西南丝绸之路的全貌。

  丝绸与蜀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最早发明丝织品的人就是黄帝的妻子嫘祖，而嫘祖就是蜀人。最早在成都平原建立政权的族群称为“蚕丛”，与养蚕抽丝有着直接的关系。

  先秦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开辟后，成都与南亚、中亚等地建立起联系，丝绸织品就成为重要商品。西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蜀地丝绸织品更是成为必不可少的最重要商品。

  蜀地蚕桑业历史悠远长久，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蜀”之称谓，源于蚕桑业的兴起和发展。蜀地之所以成为丝绸之乡，究其原因，与气候温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水源丰富等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成都汉墓出土了大量画像砖，所绘采桑图和桑园图也反映出两汉时期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业发展的景象。

  从蚕丛时期到开明时期，蜀地的丝绸织造不断演进，至秦汉之时，成都因织锦之盛而有“锦官城”之美名，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蜀锦独妙，艳压群芳，冠绝天下，成都作为蜀锦的主产地，可谓是“世界丝绸织造中心”。成都的丝、锦兴起时间早，质量上乘，技艺独特而精湛；丝织业规模大、产量高，产品作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行销海内外。

  考古学家曾发现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着上衣下裳，服饰上有起伏纹饰，应是丝织品表达，可见蜀人3000多年前便已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方面的技艺。秦汉时期在成都筑锦官城，大规模生产蜀锦等丝织品，由官方垄断蜀锦生产。西汉成都的蜀锦，质量上乘，色彩艳丽光润，图案多彩生辉，故而独步全国。

  两汉时期，成都地区的织锦业已步入“机械化”生产阶段。成都曾家包汉墓石刻上雕刻有汉代脚踏式织布机和织锦机。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架织机模型，为一钩多综式提花机，一起出土的还有胸部漆书铭文的织工。据纺织专家研究，这款复杂的综式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机械史之空缺，刷新了今人对汉代提花机的认识。

  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一般是指“北丝绸之路”。可是当人们在谈到北方丝绸之路时，中国西南地区就已然浮现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到缅甸、泰国，然后再到印度、阿富汗，并经中东与欧洲发生联系的千年商贸古道，也就是被今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国际通道。

  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便已与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过陆上交通联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地所产邛竹杖、蜀布等，得知蜀地与西方贸易往来由来已久。

  其后，汉王朝相继派遣多批使者率队寻访这条道路，并对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商道不断拓展。“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也称“蜀一身毒道”，起于今四川成都，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甸、印度，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一样，皆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这次新发掘出露头的立人像、金面具、大口尊、铜罍、玉琮等各类出土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对于研究三星堆遗址的聚落结构、社会形态等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反映了与国内其他古文明的紧密联系，与世界古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主体地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典型实证。

  在昨日公布的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中，一件金面具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五号祭祀坑主要发现了金面具，根据目前所发现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这也代表着，如果能发现完整的黄金面具，那这不仅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还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据介绍，这件黄金面具所发现的半张面具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同时，这件黄金面具厚度非常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以立起来。根据考古人员初步检测，此次发现的黄金面具含金量大约为84%，与此前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金器的黄金含量相似。“目前推断这件金面具也是作祭祀使用，但由于其体量比人脸大得多，不大可能是人佩戴，究竟具体是作何使用，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结论，要进一步考古发掘和研究考证。”该负责人说。

  在此次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3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方尊，其肩部的兽头也露了出来。这个大口尊是典型的商末南方风格青铜器。高约60厘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浑厚大气，蔚为壮观。方尊完整的方形铜尊在三星堆遗址前所未见，方尊形制稀罕、保存完好、纹饰精美，龙形器尊是古蜀先民在一件商末南方风格大口尊上做了若干改造的结果，这也使之成为了已知古代青铜器中的孤例。

  此外，在3号坑还出土了青铜罍、顶尊跪坐人头像、青铜面具等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此次重启发掘，出土文物和新的发现究竟有何价值？“连续把国之重器掩埋入坑，可以说古蜀国的富庶和强大超越想象。”本次考古发掘领队雷雨感叹。他直言，3号坑目前发现的青铜器无论种类、造型都要比中原青铜器丰富许多，“尤其它们奇特的造型，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准。

  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里面，考古专家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原理，对保存状态不佳的纤维进行纤维品种的生物学鉴定，把肉眼不可见的信号给发现出来。此次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了两种丝绸。一种是在祭祀坑的灰烬层里发现大量丝绸痕迹；第二种是在青铜器的周边发现了丝绸包裹的痕迹。据了解，发现丝绸一般有三种语境：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此次在祭祀坑里发现丝绸，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丝绸的功能被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据了解，4号祭祀坑中有两类代表性文物，玉琮玉质细腻，磨制光滑，质地坚硬没有纹饰，可能为“玉凿”一类器物。在祭祀坑内还发现了碳化纺织品痕迹，其位于灰烬堆积之中，局部叠压在青铜器上，通过显微镜可观察到“麻花状”的结构。

  如今的考古已经将高科技“武装到了牙齿”。此次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掘工作，正是借助高科技来助力考古新发现，让考古也是件“炫酷”的事情。

  说到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高科技，就不能不提现场多功能考古工作舱的使用。配备了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的考古工作舱让现场发掘人员能“上天入地”，如虎添翼。考古工作人员不但可以“乘坐”机械吊篮进行考古发掘，在不接触地面的情况下，进行土层清理、文物挖掘；四周的桁架还能搭载3D扫描和高光谱扫描，并进行纹理采集和工作记录，极大地提高了考古的工作效率和文物保护力度。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近2000平方米面积的大棚覆盖了1—8号祭祀坑的整个发掘区域。这个高约5米左右的考古大棚，不仅为祭祀坑遮风挡雨，还和外围的围墙、电网、摄像头一起，构建起一个严密的文物安全网。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与野外抢救性发掘不同的是，此次三星堆发掘开了全国先河，为发掘坑修建了考古工作舱。

  高科技仪器在考古工作中大显身手，让考古工作更高效、更严谨。GPS、高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数字化高科技仪器的运用，让考古工作人员仿佛有了“千里眼”。高科技仪器分析出的数据，让考古人员能清楚看到肉眼不能看到的东西。从每个土层的泥土采样，到细小的器物碎片都会被编码送到文保机构进行研究。“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以前是用数字号码来给文物编号，现在都是用电脑给文物编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文物的信息就一目了然了。”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X射线荧光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这些仪器正在当下科技考古的学科之一——冶金考古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据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利用仪器，研究人员对矿石标本进行仔细的检测分析，能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为探索其在三星堆、金沙遗址铜器的矿源问题上，有着极大的帮助。现在，有了便携式高科技设备的助力，在遗址勘探现场就能及时准确进行矿产种类的判别。

  8个祭祀坑的一旁，考古实验室一字排开，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实验室内，文物科研保护设备摆得整整齐齐，三维扫描仪、三维打印机、扫描电镜，练就考古人员的“火眼金睛”。据相关负责的人介绍，之所以要实验室先行，主要是为了及时开展对有机物的保护与提取，丝绸、漆器、竹木器以及有可能存在于器物上的文字等。

  据介绍，本次发掘过程中，科技考古的含量非常大。1986年的发掘基本只用了碳十四测年技术。此次除了碳十四测年、有机物保护之外，还在玉石器保护、铜器保护等领域采用多项科学技术手段。同时组建了专门的专家团队，邀请中国考古各领域的专家常驻现场，待遗物发掘出土后，及时做全面保护。

  作为古蜀文明的两次发展高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关系，一直被广泛讨论和研究。3月20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目前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其中，最受瞩目的金面具残片与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在造型上极其相似，更加印证两个遗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金沙遗址通常被认为是继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王国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非常明显的文化演变、吸纳与融合态势。两者都有太阳崇拜的精神内核，也有着相同的器物样式和艺术风格，比如都曾出土金面具、鱼形金箔等金器，玉璋、玉琮、玉璧等大量玉礼器以及青铜立人等。在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都出现相同的鱼、鸟、箭纹饰。同时，从遗址分布的整体情况看，二者皆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

  2001年金沙遗址重见天日之时，最先显露的便是白花花的象牙。在此后的发掘中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最大的甚至长达2米，堪称是全球范围内同时期出土象牙最密集的遗址。通过对象牙埋藏地、出土环境和相伴出土物，如象牙片、尖状象牙、柱状象牙等的综合分析，证明象牙是古蜀先民用于祭祀的神圣器物。本次在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也再度发现大量象牙和部分象牙雕刻件。由此可见，使用象牙祭祀这一习俗，从三星堆时期便已开始，到金沙时期形成鼎盛。

  金沙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大型青铜器皿，但出土了若干铜鸟、铜铃、铜挂饰、铜牛首等小型青铜器和青铜残片。专家曾推测，这些青铜小件和残片也许是装饰在某些大型青铜器上的配件。这个论证是否可信？如今，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寻到了踪迹。

  在昨天发布的考古成果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方尊上可见铜鸟装饰，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鸟几乎一致。从此前的青铜神树、铜尊、铜罍等器物上，也能看到与金沙十分相似的牛首图案、铜铃、铜挂饰等。因此，对比三星堆青铜器的形制，金沙遗址的小型铜器可能也是装饰在大型青铜器上的配件。至于金沙是否有大型青铜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辰。2020年，考古工作者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新发现6个祭祀坑。昨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三星堆遗址近期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得以公布。金沙遗址博物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负责人纷纷发来“贺电”，向三星堆遗址的重启发掘表示祝贺。

  发现于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高度相似的器物，两处遗址相距不远，在宗教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能够准确的看出金沙遗址就是对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继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又一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成都城市的开端，它将成都的建城史从此往前推进到距今3000年左右。金沙遗址发展到后期时，其文化中心向今天成都城市中心的转移即积淀开创了成都的城市史。可以说，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孕育了成都的城市文化。

  此次三星堆遗址再次启动考古发掘，出土了众多的物质文化遗物，更生动地展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灿烂成就，同时也会解开古蜀文明更多的谜题。此次发掘加强完善了三星堆作为古蜀文明第一个发展高地的文明体系的构建，是探索古蜀文明发展状况不可缺失的材料，也是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与融合、行合趋同的重要物证。

  良渚古城发现者、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

  大约在53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良渚人的玉器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后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地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

  在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玉器随着文化的传播交流，扩大到了华夏大地的东南部、西面，其中就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范围。三星堆遗址发现了玉璋等器物，这类器物仿制了良渚时期的玉器形制，作为神圣的祭祀品在使用。此次三星堆遗址启动再次发掘，可以梳理4000年前后中华文明的文化交融圈和版图，从多元到一体的融合过程。

  中国古代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满天星斗”时期，是古国时代，是无中心多元时代；从二里头文化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月明星稀”时期，有中心的多元时代；第三阶段是一体一统阶段。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的典型代表，人杰地灵。这是产生文明的温床，是对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巴蜀文化不是单线进化。三星堆遗址有着高度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二里头文化之后。此次发掘能够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性质进一步明晰，了解三星堆人的宗教生活、祭祀传统等，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

  昨日下午，“考古中国”重点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此次发掘的文物何时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上新”？本次发掘对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存有哪些意义？三星堆博物馆党组书记、常务副馆长朱家可做出了回应。

  “我们会将文物的修复工作跟展示进行结合，最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文物修复馆，将文物的修复过程展示给观众。预计今年四月，三星堆的文保中心将会作为开放式的文物修复馆对外开放，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上新文物的修复过程。”朱家可透露，去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三星堆博物馆对综合馆进行了升级开放，今年4月将启动青铜馆的升级，计划在8月开放。朱家可表示，此前通过1、2号“祭祀坑”的发现，建立了三星堆博物馆。这次新发掘了6座“祭祀坑”，将筹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目前已在全球征集方案，57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评比。通过最终评选，今年将正式开工建设新馆。

  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响应国家“考古中国”重点项目，落实“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探明古蜀国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经过两年准备，2019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对三星堆1、2号祭祀坑所在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

  三星堆大型建筑及祭祀区的确认，特别是新发掘露头的立人像、金面具、大口尊、铜罍、玉琮等各类出土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对于研究三星堆遗址的聚落结构、社会形态等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反映了与国内其他古文明的紧密联系，与世界古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主体地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典型实证。

  在4号祭祀坑灰烬层取样，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一旦呈现阳性反应，即可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在，再辅以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确认。

  对于考古现场而言，丝绸存在的语境有三：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此次发现，在精神层面，印证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考古学实证。

  原来发掘及报告认为是祭祀坑，新发现6个坑的形制、方向、布局和出露文物，同1号、2号祭祀坑的性质基本相同，形成规模。祭祀行为特征明显，埋藏器物等级高，初步认为形成了祭祀区。